许昌公务员面试热点:只有改革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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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所所长蔡昉：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员、博导，全国人大常委。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全球变化人文因素国际项目中国委员会副主席。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农村经济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等领域。著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穷人的经济学》《中国流动人口问题》和《科学发展观与增长可持续性》等。

　　蔡昉认为，经济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马尔萨斯的贫困陷阱、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索洛新古典增长。中国现在正处于刘易斯转折点上，必须通过改革和创新，防止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只能通过改革得到，通过让农民工转移可以继续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通过优胜劣汰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和效益的提高，同时也不可忽略技术创新的作用。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39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发表了题为“经济发展阶段划分及中国的对号入座”的主题演讲。蔡昉认为，经济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马尔萨斯的贫困陷阱、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索洛新古典增长。中国现在正处于刘易斯转折点上，必须通过改革和创新，防止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老龄化与增长减缓是必然现象

　　蔡昉首先表示，要了解经济发展都经历了何种阶段，不应该忽略的就是马尔萨斯。因为马尔萨斯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人类100万年的历史当中，有99.99%的时间都是处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之中，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有大量的马尔萨斯现象。工业革命是划分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和现代经济的一个关键点。直到1800年工业革命之后，世界上才出现了人均收入的实质性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并不是同步的，而是产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分流，一部分国家开始了快速的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但还有大量的国家处在落后贫穷、缓慢地增长或者停滞的经济当中。

　　在中国，大分流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叫李约瑟之谜，中国在历史上是很强大的，到了近代中国就跟西方拉开了距离。

　　现在的经济增长理论普遍让人们认识到其实经济增长的核心不是资本的积累，不是土地的多少，而在于创新。解释经济是否增长要看两点，是物质资本的积累，第二是人力资本的积累。核心问题是如何把这些东西培养积累起来，而这就必须要有一种激励机制，去鼓励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中国较早地形成了中央帝国，无法形成独立的、有很强激励发展经济的地方经济体。其次，在人力资本的积累方面，由于科举制度这条独木桥，科技、工业、技能这些东西都是不受鼓励的，因此没有形成足够的气候，没有能够打破马尔萨斯陷阱的力量。

　　工业革命后，进入了二元经济发展时代。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是刘易斯先提出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如何发展的，主要过程就是将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吸纳出来，用不变的工资吸纳他们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直到有把劳动力吸收完全。

　　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有两个事件，一个事件是经济过程本身，劳动力不断被吸收，工业部门不断扩大的过程;另一个事件是人口转变的过程，即人口增长会从马尔萨斯时期很低的水平逐渐提高，然后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后人们开始少生孩子，生育率又慢慢下降。作为对人口变化的一个回应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生育劳动力，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到人口红利，为什么人口红利终究会过去、剩余劳动力终究要吸纳干净，为什么我们要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为什么我们终究要走向新古典的增长过程。

　　蔡昉说，我们应该看到，人口因素在所有经济增长的变量当中都起到了作用。首先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的话，它倒过来的指标人口抚养比就会不断下降，人口的负担很轻，生产力的剩余就可以积累下来用于投资，保证了物质资本的来源。第二，物质资本要想不断地投入，还需要有回报率。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农民工从农业中转出，因此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不会发生。中国在很多年里，资本回报率相当高，这就是人口因素带来的。因此，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可以用刘易斯的理论来分析。

　　蛋糕不再能做大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提出，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后的刘易斯转折点对中国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剩余劳动力的消失，而是说劳动力仍然存在，但是用不变水平的工资可以无限吸纳劳动力的策略已经失效了。必须通过涨工资，才可以将劳动力继续转移出来。因此，出现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标志。

　　从数据上看，2004年开始，出现了民工荒、招工难的现象。从那之后，农民工的工资就一直处于上涨当中。这背后的推动力至少有一条，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慢，终于到了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15到59岁的人群开始减少。相应的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了。因此前面说的有利于经济增长，获得人口红利的因素发生了逆转，很自然，经济增长速度也会降下来，人口红利应该说就消失了。人们在这个时候开始讨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表示，中国还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说减速，减速有可能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开端。有名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是拉美很多国家，还有亚洲的马来西亚，甚至南亚的一些地区。

　　一般来说，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是经济增长的减速，有的时候是因为一个特殊的机缘，如墨西哥比索的贬值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但实际上，这其实是发展阶段产生了变化。在这个发展阶段之前也许有一些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但是到了特定发展阶段以后这些手段就会失效，但是你又没有找到新的杀手锏，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就下降了。

　　有的时候减速并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你要知道以后如何保持持续增长。如果减速之后不知道减速的原因，不知道人口红利消失了，不知道因为刘易斯转折点到了，传统的靠投入推动增长的模式已经失效，应该靠科学进步、靠改革，正常的减速就有可能转变成为经济的长期停滞。

　　日本就是这样，1990年之后日本人口红利消失了，和我们2010年几乎一样，从人口因素来看。但是日本不知道它的人口红利消失了，也不知道它的供给能力降低了，以为是它的需求不足，因此日本人用了所有的精力去刺激需求，后失去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基本上是零增长。

　　下一步会产生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加大现象。过去高速增长有一些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增长我也增长，你拿的份额高，但是我也有所改善。如果经济不增长，蛋糕不再做大了，蛋糕成为一个不变的东西，人们还能干什么呢，人们想的可以做的事就是重新分蛋糕。能均等地分吗?不是，谁的谈判力越强，谁对政策的影响力越大，以前占有更多的资源的话，谁就可以得到更大的份额。这时候，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提出说我要给老百姓改善收入分配。在拉美很多人想当总统，很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去竞选总统，因为有号召力，可以空口说白话，说改善收入分配。因此，他们的政策变成了典型的民粹主义政策。蛋糕不做大，拿什么去给大家改善，你要重新调整蛋糕吗，不太可能。因为本来就有更强的谈判力、政策影响力的人占有更大的份额，反对任何形式的改革。因此，这些国家陷入到恶性循环，导致体制的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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